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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为小孩子写大管教育学的,将展示公布国际童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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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明天将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在本次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在本届国际童书展以崭新的形象闪亮登场,首创“上少童书黄金周”活动品牌。

任溶溶

陈伯吹,原名陈汝埙,上海宝山人。中国著名的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1927年,出版了8万字的儿童小说《学校生活日记》,主编过《儿童杂志》《小朋友》《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等书报。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授、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等。一直坚持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

据悉,少年儿童出版社精心组织策划的20场专题活动现场,将有包括陈佳洱、高洪波、海飞、张之路、秦文君、沈石溪、梅子涵、郑春华等业界名家,舒辉波、殷健灵、王勇英、薛涛、汤汤、周晴、杨筱艳、杨晓晖等优秀中青年童书作家以及《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作家本杰明·修德等在内的国内外名家共计30余人将集中亮相

他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夏洛的网》等300余种外国童话、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中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他就是95岁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这位陪伴了一代代孩子成长的“老顽童”至今仍笔耕不辍,为读者陆续写着他望古怀今的短章。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这组任溶溶先生的近期新作,在近乎白描的文字中,他的记述不仅是朋友间情谊的留证,更形成了一系列逐渐展开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人物记。

陈伯吹

本届童书展策展中的一大特点是突出“原创”的魅力。

——小编

1992年,陈伯吹参加上海儿童文学金秋笔会

今年是陈伯吹先生诞辰110周年,陈伯吹先生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为了纪念陈伯吹先生,11月16日,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宝山区图书馆举办了“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学——纪念陈伯吹诞辰110周年主题论坛”。

读唐诗,每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就感动。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同情陈子昂,同时又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我能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宝山少年结缘儿童文学

同时,从11月14日起,少儿社另一项重点活动“陈伯吹获奖作家缤纷校园行”系列活动已经陆续在静安、宝山、闵行等区的近十所学校开讲。包括郑春华、周晴、薛涛、殷健灵、舒辉波等在内的儿童文学名家将与沪上青少年面对面聊作品、谈写作、讲故事。

大文学界不说,就说儿童文学界,我前得见叶圣陶、冰心、陈伯吹、何公超、贺宜、苏苏(钟望阳)诸前辈,后得见同辈和年轻作家一大群,数不胜数。岂不快哉!

1906年8月13日,陈伯吹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庙后街的一座老宅里。这座老宅,给了他和弟妹们清苦艰辛又饱含诗书熏陶的记忆。

在11月19日上午,童书展现场还将举办“萌熊耀东方”——小学生故事达人秀,这是一场完全由孩子唱主角的活动。风靡全国的《小熊包子》积攒了一大批萌萌的熊粉,他们将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登上童书展的舞台。

我要继承前辈,与平辈和后人一起,为繁荣儿童文学而努力写作,奋斗一生。

1922年的春天,16岁的陈伯吹毕业,到宝山县杨行乡立第六国民学校朱家宅小学,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朱家宅小学是一所乡立复式单级小学,校长、教师和校工都由陈伯吹一人兼任,总共有30名学生,他把学生按年龄和学习进度分成了一二三四年级,给他们分别授课;他为他们订阅了两本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他还将他们按住处分成若干个小组,大的照顾小的,一起排好队唱着歌回家;他成立了“小学生自治会”,让孩子们自己做主,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与之对应的是11月18日下午在第三舞台区举办的“原创的魅力——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展演”,这是一台成人秀场,获奖作家们将带着他们的作品,通过朗诵、对谈、表演等多种形式与观众互动。

陈伯吹先生

这样干了六七年,学校的口碑越来越好,邻村的家长也愿意将孩子送到这里来。也就是在这段与孩子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陈伯吹受到《爱的教育》和《爱弥儿》的影响,1923年暑假,他尝试创作儿童文学,写下了8万多字的《模范同学》。

除了这些以外,开展版权洽谈和国际交流也是本届童书展少儿社的重要议题,2016年CCBF期间,少儿社预计将有多达14场的会谈。输出项目达14种,引进版权6种。

去年是陈伯吹先生110年诞辰。他老人家把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不但写了作品,而且培养了不少后进者,我就是其中一个。

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惨案发生……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唤起了陈伯吹心中强烈的愤慨。他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与几位青年同事一起,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恶。1928年6月的一天,陈伯吹正在教室上课,一群宪兵冲进来,要逮捕他,并要去他们的宿舍搜查证据。幸好有学生看到宪兵,提前赶到宿舍,转移了进步书籍等资料。经历了这件事后,陈伯吹决定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老师的力作《奇妙学校》系列,将正式授权给越南宏德出版社出版越南文版。该套书的越南版将于2017年出版,届时越方出版社将考虑邀请作家赴越进行校园宣传活动。《3D汽车》系列也将授权香港世界出版社繁体字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伯吹先生等创建了上海儿童文学联谊会,我参加了。我经常和陈伯吹先生一起去作协开会,开完会我总设法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可有一次在沙利文吃西餐,碰到陈伯吹先生的几个学生,他们给我们结了账,这一回可是我叨了陈伯吹先生的光。

到上海后,陈伯吹在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当了一名地理老师,并报名参加了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的考试,继续深造。同时,他经常写一些儿童文学的稿子,投给《儿童世界》,也会写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爱情诗,投给《小说月报》。

引进版《幼幼成长图画书》系列、《鳄鱼爱上长颈鹿》系列和《考拉宝宝》系列在国内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在本届展会期间,少儿社将引进这些系列图书的后续新作,继续壮大和巩固该品牌在国内的影响力。

对了,陈伯吹先生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还是我们大夏大学的教授,我妻子就是他的学生。

有一次,他写了两首爱情诗投到了《小说月报》,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时任《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先生的回信,郑先生在回信中约他到编辑部谈一下。陈伯吹一直记得那封写在香烟壳背白处的信。郑振铎曾是《儿童世界》的主编,对陈伯吹的作品很熟悉,他语重心长地分析了陈伯吹创作的优势:有多年和孩子在一起的经验、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并建议他专攻儿童文学。

国外获奖作家方面,今年少儿社邀请到了《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作家本杰明·修德,并为他量身打造了活动计划。11月17日与18日,他将分别前往上海市西小学和上海市一师附小,开设“亲子绘本体验营”,与喜爱他的中国读者一起游戏互动。

陈伯吹先生当时在中华书局负责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出版了我译的楚科夫斯基儿童诗《洗呀洗干净》《脏老太婆的烦恼》。他很希望我进中华书局,可是我爱自由自在,没有去。1952年底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进去了,陈伯吹先生是我们的副社长。后来他去了北京,他的公子是北京大学校长,他去儿子那里住了一阵,不过后来又回到了上海。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吴淞口发动战争,对上海进行疯狂的轰炸,上海顿时陷入炮火之中。陈伯吹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如《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们》,号召全国的少年儿童坚强起来,不做亡国奴,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陈伯吹先生对年青作家关怀备至,每信必复,也就在一次寄信时在邮局摔了一跤,自此就没好起来。

1934年春天,陈伯吹受儿童书局的聘任,担任编辑部主任的职务,主要编辑高、中、低三级《儿童杂志》,后改名《儿童常识画报》。教学生涯和编辑、作家的身份,让陈伯吹自然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写作和出版,形成了他的儿童文学教育观。

我是陈伯吹先生培养起来的后辈,一定要学习陈伯吹先生那种把一生奉献给儿童文学的精神,努力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大地陷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中。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陈伯吹回到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研读教育学,通过3年多的学习,他在1940年修完了教育学的全部课程,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何公超同志

那段时间,陈伯吹在华东联合中学担任高中部国文教员,同时在大夏大学讲述儿童文学的课程。他写下了一篇篇文章,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鼓舞民众奋起反抗。

2016年是儿童文学老作家何公超同志(1905—1986)去世三十周年。他是我的老领导,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我负责的译文科,就是由他领导的。

这些举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陈伯吹的人生安全受到了威胁。他决定离开“孤岛”上海,1943年3月,陈伯吹抵达重庆,在国立编译馆担任小学教科书编辑。编辑之余,他重点阅读了一批西方的童话故事,整理出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些翻译作品。那时,中华书局也迁到了重庆。中华书局迁到重庆后,编辑部的不少业务都渐次恢复了,但唯独《小朋友》因没找到合适的主编而无法复刊。1944年的冬天,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差不多完成时,编译所告知陈伯吹,中华书局力邀他襄助《小朋友》复刊。陈伯吹一听,顿时兴奋起来。1945年1月1日,停刊七年半之久的《小朋友》在战火中与孩子们见面了。

何公超同志是中共老党员,早年曾与张太雷、瞿秋白一起编过报刊,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蒋介石搞政变,何公超同志与党失去联系,后从事儿童报刊工作,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因为他是早年的党员,北京召开党的会议,也请他去参加。有时宣传部长来少儿社,总问候何公超同志。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书局迁回上海,陈伯吹得以在上海继续编辑《小朋友》。1946年5月初,时任位育中学校长的李楚材找到陈伯吹,表达了对儿童课外读物质量的担心,两人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属于儿童读物作者和编者的组织,以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1947年4月20日,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正式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何公超同志与陈伯吹同志等成立儿童文学联谊会,做团结上海儿童文学作家的工作。后来他一直担任作协儿童文学组的组长,作出许多贡献。

这个联谊会引起了《大公报》主编王芸生的注意,他很早就想在《大公报》办一个《现代儿童》的副刊,于是与中华书局商量,邀请陈伯吹兼职主编这个副刊。1947年5月3日,《现代儿童》创刊。

我和何公超同志工作关系密切,多次陪同他到嘉兴、杭州了解儿童书刊情况。在嘉兴他听说我会划船,还一定要租只船叫我划,他学划。

陈伯吹以联谊会为依托,借助《小朋友》和《现代儿童》的影响力,与解放区的儿童文学建设相呼应,为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定下了文学与教育相结合的现实主义基调,这个基调,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走向。

何公超同志管译文科,对稿件要求是很严格的。有一次译文科一位年轻女同志因为稿子上有错别字,被何公超同志严厉批评了一通,她回编辑室大哭。我只好去跟何公超同志说,年轻同志中文比较嫩,只好慢慢指导,不能操之过急。何公超同志点头同意。

加入民盟,提出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何公超同志在1949年前写了好多篇童话,痛斥蒋介石政权,影响很大,但后来他没写什么作品,而着重在编辑工作。

1949年5月24日,周恩来约见民盟领导人沈钧儒、黄炎培等,商定民盟吸收知识分子。之后,民盟发展出现了高潮,包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陈望道,学界大家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先后加入民盟。1951年12月24日,陈伯吹向民盟提交了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的请求参加组织,要求参与组织的生活,目的在于更好地学习改造,更好地工作服务。”

何公超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认真和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

孙大雨和陈望道两位同志担任了他的介绍人,孙大雨在介绍信中写道,“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界有极高的群众威信,素来起着领导作用,解放前就站在人民方面对反动派斗争”,认为“他是个本盟应当争取的优秀分子”。在1952年2月3日,陈伯吹加入了民盟组织。

任大星同志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国第一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宣告成立,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小朋友》由中华书局转至少儿社出版。陈伯吹始终支持和关心这本刊物,常常拿起笔为孩子们写作。改版后的《小朋友》在1953年1月正式面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历史最久远的儿童刊物。

照习惯想给老友任大星同志通个电话,已经想象出他接电话时的音容笑貌,可一下子想起,他已故世,不禁怆然。

1954年10月,陈伯吹奉调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审,为新中国的孩子们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同时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授;1957年5月,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家。

我与任大星同志认识,已经六十多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时,1953年初我便看着他进社。后来我进了译文出版社,才和他分开。

那段时间,陈伯吹迎来了他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新高峰。

我如今回想起来,觉得任大星同志真可以称为一位风流才子。

他不仅为孩子们写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诗歌和小说,还经常到学校参加孩子们的活动,关注寓言和童话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应用;鉴于自己多年实践的经验和判断,他在儿童文学理论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如“以儿童的眼睛去看”和“童心论”等对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有益的设想和构架,就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

首先,他舞跳得呱呱叫。我这个人笨,就不会跳舞。后来有过一阵跳舞热。我在少儿社工作,少儿社就组织大家跳舞,让会跳舞的教不会跳舞的。我也被教跳舞,可是走了几步,只觉得太乏味,就溜走了。其实我妻子、岳母都会跳舞,我的小姨子甚至在舞厅表演过交谊舞,可是我就是与跳舞无缘,而任大星同志舞跳得好极了,是有名的。

他发出呼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他认为,最好用与儿童“平等对视”的态度来对待儿童文学创作。陈伯吹先生所倡议的为小孩子写大文学,至今广为流传。

其次,任大星同志对爱情小说情有独钟。他当然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贡献了几本为小朋友欢迎的儿童文学名著,但他又是一位爱情小说作家。我多次跟他聊天,知道他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特别喜欢川端康成、梅里美等的小说。一谈到爱情小说,他就眉飞色舞。他爱护真挚的爱情,写了不少爱情小说。我认为,不要只把他看作儿童文学作家,还要把他看成爱情小说作家。

设立“儿童园丁奖”,加入中国共产党

总之,任大星同志为人老老实实,但他是位十足的风流才子。我觉得这样称呼他错不了。

1978年,陈伯吹希望的儿童文学的春天终于来临了。他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类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和出版工作会议,还去各地讲学,他与包蕾、贺宜一起联袂出任了《巨人》的主编,他对青年作家特别关注。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把失去的十年补回来。

1981年,陈伯吹拿出了自己当时全部的积蓄和稿酬5.5万元作为奖励基金,希望用这笔资金的利息来支撑每年获奖奖金的支付。1982年,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在550元左右。可见,1981年的五万多元,绝对是一笔巨款。

1981年5月22日,陈伯吹、上海作协、上海版协、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和少年报社等一起组成了“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正式开启了这一奖项的运作。

1982年5月21日,第一届“儿童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上海举行。一年以后的1983年5月,在第二届“儿童文学园丁奖”颁奖之际,收入第一届获奖的14篇作品的获奖作品集《老鼠看下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陈伯吹为这本书做了序,给予这些作品高度评价,并在序言中表达了他始终如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1983年,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耕耘了整整60年。这一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伯吹先生曾经在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直到1983年10月5日,77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夙愿。

1988年,“儿童文学园丁奖”更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社会各界对这个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2014年,陈伯吹先生的家乡上海市宝山区政府与市新闻出版局、陈伯吹基金会一起,将这一奖项升级为一个国际奖,每年11月在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前一天颁奖,其影响力和传播力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从第一届到第24届的评奖,将近30年的时间里,记录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足迹,有3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获得过这个奖项。

我于1990年进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时,几乎每个周四都可以在出版社见到陈伯吹先生的身影,那时他已到了“耄耋之年”,大家都尊称他为陈伯老。

1992年,我第一次参加由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几家出版单位联合举办的上海儿童文学金秋笔会,87岁的陈伯老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年龄最小的参会者,我担当起了一路搀扶陈伯老的任务,得以有了一次与陈伯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印象中陈伯老很谦和,话不多,但始终和蔼可亲,呈现出一位经历了风雨却依然葆有一颗清纯童心的老人的真诚与豁达,他那全身心投入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精神,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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