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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方法论,第二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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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4日至6月16日,由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四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来自中国的朱自强、陈世明、李利芳、徐妍、徐德荣、郑伟、聂爱萍、王晶、齐童巍、周俊男,美国的克劳迪娅纳尔逊、马克·阿伦森、贝特西·伯德、贺耐娴、杜夕如、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安吉拉·索尔比,陈诗雯、刘馨雯、安妮·莫雷、黛博拉·史蒂文森,英国的汪海岚,加拿大的蔚房淑、西班牙的克里斯提娜·阿加利亚,新西兰的白莉民等50余位儿童文学研究者参加论坛。

方卫平


者:在儿童文学领域,您不仅始终坚持在场的批评,及时关注新人、新作,同时也对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有浓厚兴趣,出版过《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等著作,可以说,从史料发现、出版到现场评论,您的研究涵盖了儿童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您是如何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开幕式由普林斯顿寇岑图书馆陈敏捷博士主持。寇岑图书馆馆长安德烈·伊梅尔和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明泉分别致欢迎辞。论坛的主题为“跨文化儿童文学研究”,设为七个分论题:“儿童文学的评价、把关与批评”、“儿童文学与传媒的副文本解读”、“国际儿童文学与边界跨越研究”、“翻译、转换与文化代理人”、“国际儿童文学的比较解读”、“移民、移民价值观、新家园”、“视觉、交互与施事儿童”。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和上述议题,在儿童文学的现实与历史之间进行了跨文化研讨和对话。

“或许,正是这样的好记性,他置身于学术的考订、梳理、辨析、阐释中,可以游刃有余、自由自在、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倾心投入。”

朱自强:如果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看,它像成人文学一样,拥有自身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三个领域。我本人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有浓厚的兴趣,我的十卷本《朱自强学术文集》就汇集了这三个领域的学术成果。

世界儿童文学的评价尺度问题

——作者

我认为,儿童文学史研究与儿童文学批评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历史目光与当代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有学术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才有价值判断的定力。对一个当代作家,对一部当下新作,如果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时空维度来考察,会作出更为合适乃至准确的价值估量。另一方面,儿童文学批评的见识也会影响到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如,对冰心的《寄小读者》,我会充分肯定它的文学史意义,但是,不会像有些研究者那样,在当代还将其视为儿童散文创作的艺术范型,也不会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在1990年代还将其视为“深沉博大”的儿童文学的样本。

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而言,世界性的现实难题之一是如何重新确立儿童文学的评价尺度。

在我的朋友圈中,卫平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


者:如果说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翼,那么您可以说是两翼齐飞。在从事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您还推出了《会说话的手》《花田小学的属鼠班》等原创作品。有人认为理论批评的理性思维与创作所要求的自由、想象力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美国纪实儿童文学作家马克·阿伦森在论文《桥梁与挑战:评判优秀的少年纪实文学》中,结合自身从事纪实文学的研究与创作的经验,质疑了美国主流儿童文学界在历史上所持的主流观点和主流评价尺度,即:将少儿文学等同于虚构文学,且假定虚构文学中的关于友谊、奇幻的故事等等主题是被儿童所喜欢的,并被视为是儿童阅读的入口。在质疑后,马克·阿伦森阐明了他的纪实儿童文学观和评价尺度,认为:与虚构的儿童文学相比,非虚构的儿童文学恰恰是儿童所需要阅读的儿童文学。其原因在于:如果说虚构文学是为了认识自我,那么,纪实文学提供的示范是如何严谨地、有原则地探求真理。对于儿童读者来说,纪实文学不应只是认识世界的必修课,而是让儿童读者相信他们可以改变世界。如果说马克·阿伦森的思考主要基于美国儿童文学界内部关于儿童文学评价尺度的分歧,那么李利芳在论文《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理论构想》中的思考则基于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失衡”现象。如何改变这一“失衡”现象?李利芳认为,需要重新建立“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但如何进行“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中国本土语境,同时也要引入世界儿童文学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在跨文化对话中,对世界儿童文学的共通性问题进行探讨。美国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公共图书馆馆藏发展经理贝特西·伯德在论文《在淘汰时代绕过“把关人”:网络世界的民主化如何推动而又挑战了儿童文学专家的工作》中,将思考目光聚焦在网络世界。他认为,网络时代儿童文学专家获得了助力,也遭遇了挑战。网络让儿童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换为消费者。有人认为书本已死,把关人已不再重要,但他坚信这种现象只表明图书管理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图书馆时代并没有发生改变。图书管理员依然是把关人,有能力为儿童挑选书籍,这是把关人的责任。

朋友聚会时,天南海北神聊自是难免。很多时候,涉及久远的人和事,时间、细节的准确性往往要打上一个折扣,不过只要他在场,都好办,他总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常常是,别人说完以后,他缓缓接道,刚才提到的时间,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为了佐证自己的记忆,他还会再进一步补充,当时还有谁谁谁在场,当时聚会的原因是什么什么,甚至还会说那天的天气如何如何。遇到这种情形,一些讲述者每每会哦哦哦略示歉意,但也有一些滔滔不绝的讲述者依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没错。这时,卫平也不作争辩,会笑言,我记得是那样,也许自己的记忆有误吧。神聊继续。

朱自强:批评和创作属于不同的领域,正像你说的那样,这两项工作可能会发生矛盾,席勒就曾经说,在他自己那里,“时常碰到想象干涉抽象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我的诗”。不过,我的感受也告诉我,理性和想象力并不总是必然矛盾、对立的,来自丰富的艺术体验的理论,对于创作是有帮助的。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我曾说:“我认为,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该是一种理想、一种预言,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该运用‘心’的想象力,揭示出当下还不是显在,但是不久将成为巨大问题的隐含状态。”这句话表达的是我对批评家这一身份的理解。我的《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和《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误区》,在“儿童文学热热闹闹,莺歌燕舞,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势下,指出“新潮”潜藏的“误区”。《中国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中,对“困境”和“出路”的阐述,以及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分化期”观点,都是我作为批评家,试图运用“‘心’的想象力”的一种努力。

文本与副文本的跨文化对话

以我对他的了解,卫平此举绝无显摆之意,实在是他对时间数字有特殊的认记癖好,不说出来心里不快也。

我的理论批评来自我的艺术感觉。我不希望人们所说的“诗人死在批评家里面”这一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证明批评家的思想也可以是鲜活的。我想追求那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境界。

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是以文本世界的跨文化对话为基点。在论坛的第五单元,与会者对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历史文本和现实文本做了跨文化比较。美国马凯特大学教授安吉拉·索尔比和马凯特大学访问学者杨宁的论文《“多么幸运,地球是圆的”:谢尔·希尔弗斯坦、任溶溶与诗歌身体化》对美国诗人谢尔·希尔弗斯坦和中国诗人任溶溶的儿童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儿童接受方式做了比较。论文作者指出:虽然谢尔·希尔弗斯坦和任溶溶是在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下创作了各自的儿童诗歌,但他们的作品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且能够让儿童读者将现实中的身体经验转化为语言中的身体经验。这种语言的魔力可以更好地通过儿童身体的表现体现他们的情感,且使得不同国家的儿童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聂爱萍的论文《汤汤和斯蒂芬妮·梅尔的鬼怪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主要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研究方法,选取当下中美儿童幻想小说代表作家汤汤的《来自鬼庄园的九九》和斯蒂芬妮·梅尔的儿童幻想小说《暮光之城》系列为研究对象,在跨文化视角下探讨鬼怪人物形象被塑造方式的异同,及其各自承载的不同社会文化隐喻。聂爱萍认为:中美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从容貌、服饰、体态等方面进行塑造,但又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意蕴。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原会长克劳迪娅·纳尔逊在论文《20世纪中期的三部国际性小说:从街道到家庭到国家》中对20世纪中期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三部美国小说——莎莉·沃森的《建国》、玛戈特的《方舟》和伊丽莎白·刘易斯的《打虎亲兄弟》做了跨文化研究和文本重读。克劳迪娅·纳尔逊虽然认同“少年帮”的传统指涉,但她更认为
“少年帮”直接指向了公民身份问题,指代了儿童或青少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儿童的公民身份问题正成为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关注的公共性话题,该论文在这方面做了有价值的思考。

卫平还有一绝,是他极具抵御寒冷气候的能力。大冬天穿衬衫,甚至穿短袖衬衫是常有的事。

虽然文学艺术在发生之初,可能是感性的,但是,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不可能排除理性的介入,特别是在作品的谋篇布局这一艺术结构的营造方面。举我自身的创作为例作一下解释。《花田小学的属鼠班》里的《夏老师叫什么名字》这个故事,写小学一年级男孩属鼠灰对夏老师油然而生的情感。最初,属鼠灰只是与夏老师去开玩笑,第一次下课,他跑到夏老师身边问,“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天?”“是,我是叫夏天,要不,今天怎么这么热呢。”第二次,
“老师,你是不是姓夏?”“我是姓夏。”“你是不是叫夏雨?”“是,我是叫夏雨,一会下大雨,一会下小雨,有时还下冰雹呢。”属鼠灰和同学们捂着脑袋,“快跑,老师下冰雹了!”第三次,属鼠灰让夏老师“下”了雪。第四次,属鼠灰对夏老师说,“老师,今天你叫什么,你猜不到。”他突然把背在身后的右手举到夏老师面前,手里是一只癞蛤蟆。夏老师吓得往后一跳,“今天你叫夏一跳。”夏老师老老实实承认:“我是吓一跳。”第五次,要下课时,夏老师对大家说,“你们猜猜今天我叫什么?我叫夏课。你们老师来上班了,明天起我就不给你们代课了,但欢迎你们有事到办公室找我。”说完,下课铃声响起,夏老师走出了教室。接下来结尾的情节设计就与理性、逻辑思维有关了。按照故事的逻辑,属鼠灰肯定会对夏老师依依不舍,但是,他会怎么做呢?我们为此费了心思。最后想到,开了那么多次玩笑,属鼠灰并不知道夏老师叫什么名字,于是写下了这样的结尾——“属鼠灰看着夏老师的背影,心里一阵恋恋不舍。他突然想到,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夏老师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属鼠灰站起来,飞快地朝夏老师的背影追了过去。”这个结尾的处理,就有理性思维在起着重要作用。逻辑不清、逻辑混乱的人,也许就想不到属鼠灰问来问去,就是没有问夏老师的真实名字这件事。另外,这个结尾的构思,也与我和左伟想把故事写得既有趣、又有益这一创作理念有直接关系,与我们对某些浅薄搞笑的写作的不满有关系。

对文本世界起着类似“门槛”作用的副文本,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现象,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在论坛第二单元,加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蔚房淑在题为“名人时代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营销”的发言中,提请人们关注曹文轩长篇小说《青铜葵花》英译本中的作家照片这一副文本形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杜夕如在论文《迪士尼DVD版的中国故事:〈宝葫芦的秘密〉中美版副文本比较》中,选取亨利·詹金斯跨媒体叙事的批评范式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三维动画/真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中国版DVD和美国版DVD的副文本——电影《宝葫芦的秘密》的预告片、海报、封面、片头字幕、电影衍生产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电影DVD的副文本为文学原著创造出新的诠释、内涵和意义,并且在跨国界和跨媒体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学作品与电影的更广泛接受。贺耐娴的论文《冥想、图画书以及全球文化流动下的“和平小猪”》将中国佛教中的“冥想”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种,通过对图画书《和平小猪》不同版本的对比,探讨了不同文化下背景对冥想与儿童之间关系的不同呈现方式。

有一回,时值二月,我们一行人去云南建水。云南的天说变就变,特别是高寒山区。那天的落脚地是元阳,上午还时有阳光,到了傍晚,忽然之间乌云翻滚大雨如注,气温骤降十几二十度,一行人冻得不行。大雨下个不停,次日白天原定的活动计划悉数取消。一行人只能蜷缩在住所,组织者临时安排大家在不同的房间里聊天,美其名曰分组学术讨论。如此独特的学术讨论,倒也难得一遇。有的挤坐在床沿边上,有的挤坐在沙发上,有的蹲在鞋柜上,有的干脆席地倚墙而坐。大家的行头装束更奇,有的裹着被子,有的披着毯子,有的抱着枕头,实在找不着取暖物的就只有披着床单将就将就了。不过,虽说狼狈,大家的聊劲还挺足。

绘本《会说话的手》的创作灵感来自旅途。我在飞机上看到从椅背前面伸到过道里打斗的两个孩子的手。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绘本的创作素材,因为作为绘本研究者,我知道绘本创作必须是“视觉的”!而在这本表现“身体”的绘本的背后,也有我的儿童教育理念支撑。我在2005年撰写的一篇儿童教育哲学的论文中就提出,身体实践的生活对于儿童教育是第一位的。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译介与接受的跨文化对话

有位朋友,他年长于我们,很爱逗趣。那天他逗兴大发,进屋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公平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凭什么让我们在这挨冻啊,卫平呢?为什么不把他分到我们这组?我强烈要求增加热源,强烈要求把卫平分派到我们组。

在《会说话的手》中,情感、想象与理念结合的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结尾的画面:小狗虎头用手对“我”说,“抱抱我”。梅子涵教授曾说,因为有这一情景设定,《会说话的手》“大”了起来。我理解他所说的“大”是“厚重”的意思。我在我校的行远书院所上的核心通识课《大学之道》,有一讲是“人与环境”,就涉及到人与自然沟通的思想。我也知道在儿童的成长中,小动物的陪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仅靠这些“观念”未必能生出“虎头也会用手说话”这一创意。就在我写《会说话的手》的前几个月,我儿子捡回来一只三个月大的流浪猫,我们给它取名叫克洛伊。那时,克洛伊每天在我怀里,我用“手”爱抚它,它会扬起脸回头看着我,像小羊一样,“咩”的叫一声,我感到就像叫“妈妈”一样。克洛伊要我陪它玩儿,或是要我给它拿好吃的,也会走到在电脑前正在写作的我的身边,站起来用左前爪搭住我的右手臂,我一转头看它,它就走开,意思是说,“来呀,来玩啊”。如果没有我与克洛伊这样用“手”进行交流和表达的情感生活,我很难想象我会凭空想出绘本中虎头用“手”说话的这一情节。

论坛第三场围绕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译介与接受等论题展开跨文化对话。

组织者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一脸疑惑。卫平来了,果然穿着短袖衬衫,大家就笑,他见大家笑,自己也笑。他差不多已知道大家在开他的玩笑了。但这反倒诱发了他内心的幽默天性,他转而佯装什么事也不知道:嗯嗯,我说,有这么冷吗?全屋人于是大笑,他自己也大笑。他并不介意大家开他玩笑,朋友相聚,开心就好。


者:我注意到,近年来您多次提到关于图画书的相关问题。在当下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图画书的主体是引进外国作品,原创的图画书缺乏市场竞争力。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原创图画书的整体水平?

朱自强在论文《中国与西方传统儿童观的异同比较——以儿童文学的发生为视角》中提出了建构主义本质论的概念、对中西传统儿童观的发生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辨析,由此反观中国儿童文学观的独特性。朱自强从发生学的角度比较了中西儿童观的差异性,认为:首先,西方的传统儿童观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中国的传统儿童观来自儒家思想。其次,西方的传统儿童观存在着因为尊奉成人经验而漠视儿童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的儿童观不仅存在着因为独尊成人经验而漠视儿童的问题,且儒家的“父为子纲”还存在着伦理上的人格压迫、权利剥夺等严重问题。之后,朱自强也比较了中西方传统儿童观的相通性,即对儿童缺乏研究而导致的对儿童精神世界的“误解”。最后他谈到,如何建构更合理的儿童观,是中西方儿童文学健全发展的重要基础。徐妍的论文《鲁迅译介〈小约翰〉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以鲁迅译介《小约翰》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这一概念,并从文本之外、文本之内、文本之间三个层面重评了鲁迅译介《小约翰》如何深具“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由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上,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翻译史上的“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典范之作。
郑伟在论文《趋同与差异:中国儿童文学的俄苏影响》中谈到,中国师法俄苏建立起体现国家意志的儿童文学管理、生产和研究体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为繁荣儿童文学服务,在理论与创作上全面移植和汲取俄苏的儿童文学资源,两国儿童文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高度趋同性,但俄苏儿童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输出—接受”的线性关系。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白莉民的论文《〈伊索寓言〉的转变:以针对中国儿童的文学采用和改编为例》考察了《伊索寓言》的四个译本,以追溯它们在晚清时期作为教育材料的发展和转变,其中包括中国儿童的识字启蒙读本。该论文通过对《伊索寓言》四个译本的回顾,旨在揭示其在启蒙读本/读者和儿童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以及东西方教学法中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类似的场面我遇到过不少,卫平几乎都是佯装不知以应对。

朱自强:原创图画书刚刚兴起,我认为,图画书评论界发挥的作用很重要。图画书研究者、评论者的鉴赏能力也有一个需要提高的问题。从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包括评论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来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有美国学者问及鲁迅翻译《小约翰》的现实语境。徐妍回应道:鲁迅译介《小约翰》的现实时间是1926年7月至8月间,正值鲁迅即将离开他生活了14年的北京之时。但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语境更主要的是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立人”的启蒙主义旨归有关。朱自强补充道:鲁迅是一位思想家,他对《小约翰》的翻译,以及他对儿童形象的塑造、对儿童观的阐释,都源自他所主张的“立人”思想。所以,虽然鲁迅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对中国儿童观的影响是深远的。

玩笑归玩笑,不过卫平的确不怕冷,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他的确怕热。有时冬天我们一同外出,他也会穿外套、羽绒衣什么的,尤其是在有点正式的场合。这时,他往往会私下里跟我说,很热,只能这样了。

第一点,对图画书的创作而言,必须重视创意性。我感到,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中包括评论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对创意性是有所忽视的。

儿童文学的翻译、转换与文化代理人

这就是我认识的卫平。

第二点,对给幼儿的图画书关注得不够。创作给幼儿的图画书,是对儿童图画书艺术创作能力的严苛考验。衡量今后中国原创绘本的发展水平,幼儿绘本的创作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如何翻译中国儿童文学成为一个新问题。论坛的第四场就对翻译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

或许,正是这样的好记性,他置身于学术的考订、梳理、辨析、阐释中,可以游刃有余、自由自在、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倾心投入。又或许,正是有这样抵御恶劣天气的好身板,他才能在三十多年的学术跋涉中孜孜以求、默默耕耘、潜心思考,撰写出一部又一部的理论著作,矗立学术潮头。


者:多年前,您曾提出“快乐语文”的概念,并且主编过“快乐语文读本”,强调语文阅读的趣味性、艺术性和教育价值相结合。在当下,“趣味性”是目前语文教育的一大缺失。您认为当下语文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翻译家汪海岚在题为《作一名翻译者:十万个为什么》的大会发言中谈到,翻译问题首先表现为语言问题,但中西方的读者对语言的理解有所不同。汪海岚坦率地承认,如何翻译曹文轩小说中的乡土语言一直是她翻译中的难题。她阐明了自己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念——尽可能地忠实于作品本身,而不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心理。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德荣和范雅雯的论文《乡土语言与中国儿童文学英译的风格再造——以曹文轩作品〈青铜葵花〉的翻译为例》恰好回应了汪海岚的如何翻译乡土语言的问题。她们认为,乡土语言体现着儿童文学的文化真实性,塑造着作品的独特风格。乡土语言集中体现了作者及故事中人物在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等方面的区别性特质,在翻译中的再现程度影响甚至决定了儿童文学文化真实性的再现和作品风格的再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汪海岚英译的《青铜葵花》整体上较好地再造了原作,但在处理乡土特色语言时,应尽可能“求真”,以期实现体现文化真实性的儿童文学翻译。美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幸佳慧的论文《隐形的权力支配——译者的性别》引入了性别研究,深入思考了翻译者成为文化代理人时性别对其产生的影响。辛佳慧认为,由于性别跟社会的权力、角色、阶级息息相关,必然会影响译者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里所使用的策略。耶鲁大学儿童文学研究者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的论文《日本化:吉卜力工作室作品的翻译》运用翻译理论探讨针对东方受众的西方文化翻译,其后的回译,以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转换时获得以及丢失的故事要素。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指出,这些作品的翻译多变,通常展现出一个不复存在的、甚至从未存在过的欧洲。

本书即是卫平2015年以来有关儿童文学思考的一次集中呈现。书中收入的文字,有基础理论、宏观走向的探讨,有最新作品的解读,有畅销书的跟踪评述,有图画书的评审报告,有答记者问等等。虽然篇幅有长有短,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充满了童年意识和问题意识。

朱自强:当下的语文教育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不过,首要问题是要树立健全而有效的语文观、文章观。目前,被普遍奉行的是“工具论”语文观,语文教学的许多“少慢差费”的情况,其实与“工具论”语文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一书中,反思“工具论”语文观的局限,在其对立面上,提出了“建构论”语文观。我所谓的“建构论”语文观,不是像“工具论”语文观那样,只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心智世界的建构物、创造物。“建构论”语文观对语言的功能有着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认为语言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传达信息、认识世界、表现心灵这三个功能。持着“建构论”语文观,我认为,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用语言建构、创造意义,进而发展健全心智世界的能力,获得用语言来传达信息、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能力。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具有建构性、创造性的语言的学习,发展学生个人心智的一种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创造性的人。

移民儿童、移民儿童的文化价值观、新家园

卫平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影响有目共睹。他的理论建树体现在多个方面,业界瞩目。他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高屋建瓴,新见迭出,具有开拓意义。他是国内学界最早系统研究儿童读者接受能力的学者之一,实绩突出。他的儿童文学基础教程既关照共性归纳又个性鲜明,影响一代学子。他的法国儿童文学研究开国内该领域学术新篇,成果显著。近年来,他在中小学课外语文读本、儿童文学读本的编选和图画书研究上投入了相当的精力,硕果累累。此外,他在教书育人上,亦有骄人业绩。在他主持下,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全面推进,成果迭出,声誉日隆。他指导培养的学生,成长迅速,已成为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红楼”学派悄然崛起。

我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要想健康发展,必得离开“工具论”这条坑洼小路,走到“建构论”这条康庄大道上来。

论坛第六场讨论了在跨文化研究中,移民儿童和移民儿童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移民儿童定居于美国“新家园”后的种种体验、矛盾、调和的历程。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个性,很好玩的人。


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已经有30余年,这当中心态有什么变化?当下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华裔美国籍儿童文学研究者陈诗雯和刘馨雯的论文《“乖”的跨国界翻译:探讨郭珍芳〈中国女孩耶鲁梦〉中的“好”孩子概念》探讨了“乖”这一规范中国儿童行为的最重要的文化概念在美国语境中如何被重新阐释,试图探究“乖”这一文化概念是如何完成了跨国界翻译并被重新定义的。从概念上讲,作者倾向于将“乖”定义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文化逻辑,以解释这种对于儿童行为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如何能转化为一种适应于美国竞争性社会环境的新型行为模式。德州农工大学的安妮·莫雷的论文《多丽丝·夏尔顿·斯蒂尔〈苏在西藏〉中的多重跨界》选取了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对1942年出版、由美国传教士之女多丽丝·夏尔顿·斯蒂尔的长篇小说《苏在西藏》的个案解读。作者认为,小说中包含了多重跨界。其中最有趣的跨界存在于青年与成年、女性与男性之间。暨南大学尤呈呈与和瑶瑶的论文《无家可归的儿童:全球化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现实和新表现》以中国城乡迁徙和全球化现象为社会背景,以曹文轩的成长系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留守儿童为何成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旨在展示当今中国家庭形象的多面性并将这些儿童生活的描写与城乡迁移、身份和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

与卫平认识已三十多年了。难得的是,这三十多年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最为迅猛的三十多年。我们有幸一同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史的进程。

朱自强:不论是此前还是今后的人生,儿童文学是命运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因为在学术研究、翻译和创作这三个领域从事着儿童文学事业,我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有效地以儿童文学为方法,解决着自身的问题,思考着人类的根本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言说的儿童文学,对于我而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此前如此,今后亦如此。

视觉、交互和作为动作主体的儿童与会学者在论坛第七场讨论了儿童阅读和推广的话题。

三十多年来文坛人事分合聚散,各归各位。我们之间似乎完全没有受到时间的干扰和影响,依旧第一时间分享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依旧无话不说。一如初始,随心随意,自然自在。

如果说心态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加重视儿童文学的实践性了。对儿童文学学科的性质,我提出了两大属性,即学术上的跨学科性和实践上的应用性。今天,儿童文学越来越成为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我相信,儿童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一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本人,今后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就是要做视野广阔、根基深厚的有格局的学者,就是争取成为立足于肥沃而广袤的儿童文学土地上的教育家。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克里斯提娜·阿加利亚的论文运用读者反应批评模式理论,引用实验数据并进行分析,以探讨童话故事软件的交互性特点和儿童对其反应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齐童巍的论文《文字图像化与图画书叙事的时间性特征》以三本美国图画书为例,探讨了文字图像化的表现形态和图画书如何进行实践性叙事。周俊男与张鑑如的论文《幼儿对颠覆性别刻板印象图画书的读者回应》以实证的方法,研究幼儿对颠覆性别刻板印象图画书的解读与回应。陈世明的论文《教育戏剧与教师人格成长》探究教育戏剧与教师人格成长的关系。作者在当下新型的阅读与推广的教学方式即教育戏剧活动中去思考和重述中国传统的师道观。儿童文学研究者黛博拉·史蒂文森的论文《应用作者:编码于教室之外》追踪美国目前的教育现象,研究美国青少年的STEM教育。

与会学者对教育戏剧的话题很感兴趣。有学者问:教育戏剧能否帮助孩子提高成绩?教育戏剧在学业上占多大百分比?在批判性思维培养上又占多大比重?还有学者问道:戏剧教育对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有多大帮助?陈世明回应道:教育戏剧不同于舞台戏剧。这样的戏剧无剧本,由孩子自主选择角色,只是一种学习方式。对先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木偶戏是有帮助的。

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置身于世界性视野的背景下,本次论坛在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展开了多层面的跨文化对话,既有助于深化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再认识,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交流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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